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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7 13:10 来源:新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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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地方志事业的法治化路径——从湖北省地方志工作实际出发

发布时间:2018-11-17  来源:  编辑:袁君子
正是基于此种集体无意识,让所有人接受起这种血色浪漫都显得那么顺遂自然。

摘要:地方志编修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地方志是中华文明的璀璨明珠。地方志工作被纳入法律规范体系是与其日益发展的实践分不开的。于湖北而言,积极谋划地方志事业的长远发展,以第二轮三级志书、三级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和地情资料搜集开发利用与信息化为主体,逐步形成了“十业并举”的新格局。但湖北省地方志工作还存在创新力不足、规范化管理有待加强等问题。湖北省地方志事业法治化道路任重而道远。法治化建设的主要路径有树立方志法治意识,坚持党和政府对地方志法治化建设的领导、规范管理和改革创新地方志工作。

关键词:湖北  地方志工作  法治化  路径

地方志工作纳入法律规范体系,这与日益发展的修志实践密不可分。地方志有着悠久的编修历史,迄今有9000余部地方志被流传下来,这充分说明地方志编修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地方志是中华文明的璀璨明珠。全面梳理地方志的法治化历史,客观分析湖北省地方志事业的法治化发展现状,对于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坚持依法治志,推动湖北省地方志事业法治化建设再上新台阶具有重要意义。

一、地方志工作的法治化历史

“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 地方志编修,最早可追溯到先秦,宋代设立九域图志局,使官修方志成为主流,各地修志蔚然成风。明清时期,方志编修日益制度化,出现了“天下郡县莫不有志”的盛况。“志书上起全国一统志、各省通志,下至于府州县志,旁及山川、土司、盐井专志,细及于乡镇、地方杂记小志,类型十分完备。”[《修志问道 以启将来——<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发布一年来》,《光明日报》, 2018-11-17 01版。]

俗话说,“盛世修志,志载盛世”。编修地方志是世界历史文化长河中独具特色的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历代都有地方志编修方面的法规颁布。《隋书·经籍志》中记载,“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来新夏:《方志学概论》,第46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年。]

明永乐十六年颁降的《纂修志书凡例》曾记载,“分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里至、山川、坊郭、乡镇、土产、贡赋、风俗、形势、户口、学校、军卫、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城郭故址、宫室台榭、陵墓、关塞、岩洞、园池、井泉、陂堰、景物、宦绩、人物、仙释、杂志、诗文。”[沈松平:《方志发展史》,第200-202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该凡例规定了地方志书的门类及体例,是中央颁布的地方志质量标准,在地方志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至清代,政府重视编纂地方志,形成了60年一修地方志书的传统。顺治十七年(1660)就开始命令河南巡抚贾汉复督修方志。康熙十一年(1672)大学士卫周柞建议各省纂修通志,以备编纂《大清一统志》之需。康熙帝采纳后诏令各地设局修志,责成学正检查志书的质量,后来又限期成书。在地方志编纂规范方面,康熙帝曾将贾汉复主修的《河南通志》颁行全国,作为统一的格式。雍正元年(1728严谕各省县修志。《清实录·世宗实录》载,“一统志总裁大学士蒋廷锡等奏言:本朝名宦人物,各省志书既多缺略,即有采录,又不无冒滥,必得详查确核,……请谕各该督抚,将本省名宦、乡贤、孝子、节妇一应事实,详细查核,无阙无滥,于一年内保送到馆,以便细加核实,祥慎增载。”[《清实录?世宗实录》卷75《雍正六年十一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明实录?朝鲜王朝实录?清实录资料库》http://hanchi。ihp。sinica。edu。tw/mqlc/hanjishilu?@@1609332404,2018-11-17。]

雍正帝根据蒋廷锡所奏指出,“朕惟志书与史传相表里,其登载一代名宦人物,较之山川风土尤为紧要,必详细确查,慎重采录,至公至当,使伟绩懿行,逾久弥光,乃称不朽盛事。今若以一年为期,恐时日太促,或不免草率从事。著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辑,务期考据详明,摭采精当,既无阙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倘时日既延,而所纂之书又草率滥略,亦即从重处分。”[《清实录?世宗实录》卷75《雍正六年十一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明实录?朝鲜王朝实录?清实录资料库》http://hanchi。ihp。sinica。edu。tw/mqlc/hanjishilu?@@1609332404,2018-11-17。]

清代修志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到了乾嘉时期在历代方志理论研究基础上最终形成了方志学。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性人物是章学诚,他将方志学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其纂修的《湖北通志》即是代表作。“方志,从前人不认为史,自经章氏提倡后,地位才逐渐增高”。[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33-34页,《饮冰室合集》第12册,中华书局1996年。]章学诚主张方志分立三书,即分一部志书为主体志、掌故、文征三部。“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章学诚,叶瑛校注:《方志立三书议》,第571页,《文史通义校注》卷六,外篇一,中华书局,2000年。]

至民国十八年(1929)1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修志事例概要》[沈松平:《方志发展史》,第211-212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共有22 条内容,规定各省在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各县及各普通市兴修志书,应行规定事项,令各省通志馆参照本概要制定。并对志书的体例、结构、内容、编纂手法及各门类的具体要求都作了明确规定。

民国三十三年(1944)5月颁布的《地方志书纂修办法》[沈松平:《方志发展史》,第213-21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共九条,在《修志事例概要》的基础上又详细规定地方志书分为省志、市志、县志三种,省志三十年纂修一次,市志及县志十五年纂修一次。各省、市、县修志书时,应由各省、市、县政府设立修志馆负责办理。对志书文字、舆图、内容等进行了规定。“各省、市、县志书编纂完成,应将志稿送请内政部核定,俟核定后,始能付印。……印刷完成后应分送内政部、军政部、教育部、中央图书馆暨有关机关备查。”[沈松平:《方志发展史》,第21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在修志程序中规定先拟定凡例、纲目及编纂期限,还规定图照、表格的种类和科学制作、大事记、艺文、文献等门类的内容要点等。[黄苇:《中国地方志辞典·修志文献》,第686 页,黄山书社,1986 年。]

民国三十五年(1946)10月,又重新修订公布的《地方志书纂修办法》[沈松平:《方志发展史》,第21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规定,各省、市、县纂修事宜,应由各省、市、县政府督促各省、市、县之文献委员会负责办理。同时内政部还公布了《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12条[沈松平:《方志发展史》,第217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以推动各地地方志编纂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志法治化进程经历了“方志法制”到“方志法治”的转变。2018-11-17,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第467号国务院令:“现公布《地方志工作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属于行政法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工作在国家层面迈向法治化的开山之作,标志着地方志编修工作进入有法可依、依法修志的法制化阶段。是依法治国方略在地方志工作领域得以实施的标志性文献。

“方志法制”建设包括地方志法律制度和地方志工作内部规章制度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以《条例》为根本、以各地地方志行政法规为基础建构的地方志法律规范体系;另一方面是根据地方志工作实际和发展需要而制定的行业性、专业性、领域性的地方志系统的内部规章制度。如“一纳入、八到位”、评稿会制度、志书审查验收制度、资料报送制度,再如第二轮修志的“24条”(《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和规定志书质量的“50条”(《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等[张晨:《亟待确立方志法治观》,《社会科学报》2017 年1月19日第005 版。

]。

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四次对地方志发表重要讲话,李克强总理三次对地方志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刘延东副总理多次对地方志工作作重要讲话、重要批示,地方志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当前正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期,我们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奋力推进湖北地方志工作法治化建设,助推湖北地方志工作向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贡献湖北智慧。把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落到法治化建设实践中。

二、湖北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编修地方志历代为官修,在我国志书编纂历史上,早有“官书”“官办”“官职”“官责”的认识,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较长时期内,一部分政府部门并未真正把地方志编纂看作自己的职责。有些领导甚至认为编修志书“是可有可无的临时性任务”“是社科研究部门、档案馆藏部门的职责”,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经费等迟迟不能到位,造成地方志工作被边缘化,瓶颈化。笔者依据湖北地方志工作法治化建设的实践,从地方志工作部门这个维度,就湖北地方志工作法治化建设路径作了些探讨和思考。

1。现状

湖北积极谋划地方志事业的长远发展,以第二轮三级地方志书、三级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和地情资料搜集开发利用与信息化为主体,逐步形成了志(志书)、鉴(年鉴)、库(数据库)、馆(方志馆)、网(地情网)、用(开发利用)、会(学会)、刊(刊物)、研(理论研究)、史(地方史)十业并举的新格局,保持了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的好态势,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科学发展的历史新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全省地方志工作

新时代,地方志事业面临了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自国务院《条例》颁布以来,湖北省委省政府连续下发文件以指导全省地方志工作。2006年,湖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湖北省第二届省、市(州)、县(市、区)三级地方志书编纂方案》。2007年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299号下发《湖北省地方志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其中第17条专门规定,“由各级政府主修的地方志均为职务作品,受国家著作权法保护;参与编纂的人员,依法享有署名权等合法权益。”2018-11-17,湖北省政府专门召开《规定》颁布实施10周年座谈会,并建议加强《规定》的宣传力度和检查督办,并根据新情况适时进行修改完善。

2015年,国务院下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提出具体的目标和任务。就我省而言,省政府又连续两年就地方志工作专项发文。2014年8月,湖北省政府办公厅专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地方志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积极推动《湖北省地方志工作规定》的修订完善和地方志工作立法,用法制手段保障地方志事业的科学发展。各地、各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对地方志工作开展督办检查,确保依法修志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并将湖北省地方志工作纳入到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为全省地方志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2015年,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北省贯彻落实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实施方案》。省长王国生更是亲自参加《湖北省志》总纂终审会,提出要以严的标准、实的作风,将《湖北省志》编纂成一部精品佳志。可以说从党中央、国务院到省委、省政府这样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前所未有;这样高密度的讲话、批示,下发文件,前所未有。

年鉴编纂方面,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历年都印发了《湖北年鉴》编纂方案,以指导年鉴编纂工作。

二是各级政府及部门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

在湖北省第二轮省志编纂过程中,省法制办政治站位高,主动修志。《湖北省志·政府》卷专门开展 “法制工作志”编纂工作,并于2010年9月向省方志办报送《湖北省政府法制工作志(提纲)》,历时3年完成十万余字《湖北省政府法制工作志》。

此外,各市、州政府高度重视方志事业,孝感市政府2017年为市方志办投入170多万元,用于史志书籍的电子数据化,新上任的市委书记第一站就到市方志办考察工作,大力支持2018年全国名镇志论坛会议在孝感举办。宜昌市将加快全市方志事业发展意见作为2018年市政府1号文件下发各地贯彻执行。武汉市将街道志编纂工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并指定各区长挂帅。襄阳市政府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仍加大资金投入,推进方志事业全面发展,实现“十业并举”目标。襄阳市方志办还重视方志编纂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着眼村志编纂过程中的典型问题,编写完成《村志编纂百问》,完成《村志编纂研究》理论专著。2017年8月,被中指组评选为“全国地方志科研工作先进单位”。各地还将年鉴编纂纳入到政府目标考核中,极大地促进了年鉴编纂工作。

三是实施年检备案管理办法,为全国首创

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结合湖北地方志工作实际,出台了一系列工作方案、规定、管理办法等。

2008年省方志办印发《湖北省第二届三级地方志书资料管理办法》。2010年,省方志办下发《关于做好第二届<湖北省志>资料管理工作的通知》《湖北省第二届省、市(州)、县(市、区)三级地方志书编纂行文规则(修订稿)》,2013年,省方志办印发《湖北省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工作规定》(试行)。省方志办印发出台《〈湖北年鉴〉撰稿先进单位和优秀撰稿人评选表扬办法(试行)》,对《湖北年鉴》撰稿先进单位和优秀撰稿人进行通报表扬,肯定成绩、激励先进。

2017年10月,省方志办又以文件形式下发关于年检备案管理办法,此举为全国首创。该办法是规范全省各级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出版工作,提高编纂出版质量,保证县级及以上年鉴编纂工作提供法治保障的重要举措。其中第七条明确规定,“按照属地管理、分级审理的原则,市级年鉴报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备案,县级年鉴报所属市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备案。”[《关于印发<湖北省地方综合年鉴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鄂志办发[2017]24号。]

除第五条规定“报送备案的年鉴应遵守国家关于保密、著作权、出版、广告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或规章,遵守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宗教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法规或政策,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关于印发<湖北省地方综合年鉴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鄂志办发[2017]24号。]外,还将具体备案报送时间节点作如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志工作机构应于每年1月底前向上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报送本年度年鉴编纂方案,上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应于受理后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备案,若发现问题应及时反馈意见。……县级以上地方志工作机构应于本级年鉴出版后1个月内向上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报送年鉴以备查存档。……县级以上地方志工作机构应加强出版后的年鉴审读工作,于每年年鉴出版后1个月内向上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上报年鉴质量审读自查报告。”[《关于印发<湖北省地方综合年鉴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鄂志办发[2017]24号。]

这些举措获得了获得中指组的肯定,武汉市在2017年由中指组组织的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评选中,《武汉年鉴》(2016年卷)获得特等奖。

四是开展志鉴编修通报制度

在志书、年鉴编纂过程中,定期开展通报制度。二轮地市县志修志过程中,建立完善的层级指导制度。充分依托省、市、县(区)三级地方志机构,开展志鉴编修通报工作,极大地促进了地方志工作的开展。如2009年,省委、省政府专门就全省第二轮三级地方志书编纂工作及《条例》和《规定》落实情况进行了一次督办检查,并下发了督办情况通报;此后,省方志办连续14期向全省方志系统发送督办通报。枝江市史志办通报全市2017年镇村志编纂工作进展情况;公安县督查办对乡镇开展乡镇村志编纂工作情况进行专项督查并通报;荆州区发通报督办镇村志编修等。有力地促进了全省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全省地方志工作的整体平衡发展。

五是编纂出版《湖北省湖泊志》

开放利用方志资源,地方志工作部门大有可为。湖北省地方志系统充分利用丰富的旧志资源和新方志编纂中积累的地方志资料,围绕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重视方志资源的深入挖掘,出了一批具有社会影响的成果。其中《湖北省湖泊志》就是代表性成果之一。

湖北素有千湖之省的美誉,湖泊危机就是湖北危机。湖北地方志办公室会同湖北省水利厅等单位编纂的《湖北省湖泊志》于2014年出版,给每个湖泊建户口、定责任,为全省7480个湖泊立传。经详细查勘,目前湖北共有天然湖泊755个,人工湖泊6275个。[ 《湖北省湖泊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湖泊志》序一,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本志还将《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湖北省湖泊保护与管理白皮书》《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湖泊保护与管理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写入志书。

另外,鄂州市主动从志书中挖掘出有关梁子湖流域的史料,为《梁子湖流域水资源保护条例》的起草提供大量翔实资料,受到社会的一致好评。

六是积极参加修订完善《条例》工作

2016年中指办下发《关于进一步修订完善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征求意见的函》,湖北省将征求意见函转发到全省方志系统广泛征集意见,并于2018-11-17召开了纪念《条例》颁布实施十周年座谈会,提出地方志的定义、定位、功能,法制化建设等十三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其中在法制化建设的第一条就提出建议在《条例》基础上启动地方志立法程序,争取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法》列入立法项目,要求省一级制定地方志工作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市、县一级出台实施办法。

2。存在的问题

到今年5月18日,《条例》已经施行整整12年之久,《规定》也已施行11年。《条例》和《规定》在湖北地方志工作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条例》标志着地方志工作从依靠行政命令到实现有法可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但随着地方志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地方志事业从“一本书主义”向十业并举的转型升级,光靠一部行政性法规和一部地方规定,已解决不了事业发展的问题,《条例》作为一部行政法规,已经不适应依法治国、依法治志的要求,迫切需要一部法律来规定地方志工作机构职能和地方志相关活动,调整地方志工作中各相关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于湖北地方志事业而言,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法治观念有待加强。在湖北,依法治志的理念还未深入,“一纳入、八到位”的要求还未完全落实到位。“两全”目标任务还未完全完成,特别是“两全目标”中的地方综合年鉴实现公开出版还存在一定困难,市县两级综合年鉴应公开出版103部,实际公开出版47部,公开出版率为45。63%,低于全国平均值。二是规范化管理亟待加强。地方志事业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志鉴编修成果丰富,但信息化与方志馆建设较为滞后。为充分发挥方志馆 “三个中心一个基地”作用,湖北省方志馆应适时改造升级。地方志队伍结构不尽合理,专业人才缺乏。三是创新力不足。地方志在“五个湖北”建设中潜在优势和重要作用发挥不够。地方志工作还坚持在传统的志鉴编修,地方志创新力度不够。虽然有几个单位在创新上做得不错,但部分地区方志办工作被动,甚至有个别单位连基本的任务都没有完成,“十业并举”推进有难度,更遑论地方志法治化。

三、湖北省地方志事业法治化建设路径

志鉴编修是地方志工作的本职业务,是专业技术性较强的工作。正是因为这个特点,国家对于地方志工作的管理和调控是指导定位,即对地方志编修专业技术工作的“指导”。但现实工作中,国家层面对于地方志工作的“指导”显然不会局限于此,地方志工作的定位应当是“领导”而非指导。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因此,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亟待确立“依法治志”的地方志工作法治观。这就要强化政府在推进地方志法治化建设中的领导作用,进一步规范和管理地方志工作,不断创新地方志工作。

1。坚持党和政府的领导

树立方志法治意识,坚持党和政府对地方志工作法治化建设的领导。在地方志法治时代,地方各级政府是开展地方志工作的主体,其地方志部门是地方志工作的执行机关和承担主体。地方各级政府及方志部门根据行政法规授权和政府内部分工与职责安排成为本地区地方志工作的法律主体,承担开展地方志业务、保护地方志资源、维护自身地方志主体地位和权益等方面的工作。[张晨:《地方志工作法治化探究》,http://qdsq-sb。qingdao。gov。cn/n18810935/n18869635/n18869638/170206162400329444。html,2018-11-17。]以政府职责为中心,从法律上确立地方志编修工作的基本体制和机制。

一是落实好《规划纲要》,深入推进“一纳入、八到位”,绘制好我省地方志工作法治化蓝图。二是要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认识到地方志工作法治化的必要性。三是要以宪法为根据,用宪法修正案的最新成果指导立法。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树立法治意识首先要树立宪法意识。全面理解宪法修改的基本精神,用宪法修改的最新成果指导湖北地方志工作的法治化实践。四是要彻底摒弃地方志“一本书主义”思维,按照新时代方志事业发展要求,科学界定方志的内涵与外延。

2。规范管理地方志工作

以《地方志工作条例》为参照,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出台省级地方志法规规章。在《条例》精神的指引下,结合湖北地方志工作实际,湖北省于2007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湖北省地方志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旨在规范本省行政区域内地方志的组织编纂、管理、开发利用工作。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湖北地方志事业的法治化道路任重而道远,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推进。一是不断健全地方志法规体系。以《地方志工作条例》为“基本法”,湖北根据“基本法”制定的地方志行政法规,地方志工作实现了有法可依。以《规划纲要》为参照, 2015年12月,《湖北省贯彻落实<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实施方案》出炉。但这还远远不够,在此基础上,湖北应进一步健全地方志法规体系,推动地方志立法工作,要站在为党和国家管好方志的高度看待地方志立法工作,摒弃部门本位主义,把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落到立法实处。二是探索责任清单制度,严格规范依法履职。早在2006年,《条例》就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地方志工作,履行下列职责:(一) 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五条。]。湖北也应在地方志工作法治化道路上再迈进一步,积极借鉴外省经验,探索建立责任清单制度,持续开展督查督办工作,将地方志工作全面纳入到依法治志的轨道上来。另外,亟待建立“资料年报制度”,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相关单位定期报送资料。三是不断优化法治环境。近年来,虽然湖北也开展地方志法规宣传活动,曾多次组织开展纪念《条例》颁布施行十周年纪念活动,开展法规宣传。但在形式多样化方面还有待加强。诸如把法治教育纳入方志系统培训内容,通过组织法治培训班、法治宣讲团、知识竞赛、法治内容考试等方式,不断提升各级政府和地方志部门对《条例》《规划纲要》贯彻的自觉性,增强地方志工作者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地方志工作的能力。

如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从地方志编修实践角度出发,启动地方志工作立法工作,起草了《关于地方志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建议》《地方志人大立法项目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法(草案文本)》等相关文件。湖北地方志系统应借助这一东风,继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化路径,为全国方志事业贡献出湖北智慧。为把湖北方志事业法治化建设推向新的阶段,应坚决支持中指组关于地方志法的立法工作,将法规上升为法律,以适应地方志工作的社会化,增强依法治志的权威性。

3。改革创新地方志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强调“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的又一次强调,而且特别提到“创造性”和“创新性”这两个特性,提到“转化”和“发展”这两个终极目标。

传统文化是先人留给我们的遗产,具有现实价值。但是文化又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着历史的进程,随时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变化,诸如文化的内在特质发生变化,外在表现方式发生变化,还有人们对特定文化的阐释和解读发生了变化。只有坚持创新,才能让历史具有连续感,文化事业才能汲取文化养分,承传文化基质,确立中华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

一是创新方式,做好主业。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地方志法规政策的建立和完善本身就是地方志工作的一种创新。[ 郑欣:《试述依法治志的实现途径——以厦门志书编纂工作为例》,《福建史志》,2018年第1期。]《规划纲要》指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修志的优良传统,认真总结地方志工作的经验教训,深化改革,与时俱进,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方法创新。”[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第二条第4点。]

修志编鉴是地方志工作的主业和中心任务。地方志事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地方志工作部门就一定要出佳志良鉴,多出精品。从三级修志到五级修志,地方志工作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扩大和深入,也是地方志事业创新的表现。于湖北来说,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对全省各级部门修志业务指导,不仅是对省志各承编单位,重点是加强全省乡镇村志、部门志、社区志的编纂业务指导。另一方面要继续抓好地方志系统自身法治建设。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责任,认真抓好党的建设。要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搞好顶层设计。

二是依法治志,补齐短板。“历史证明,依法治国,是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根本大计。”[王家福、李步云等: 《论依法治国》, 《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

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规划纲要》,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志”原则,为地方志事业可持续发展明确了法治化方向,也为地方志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全面落实“依法治志”,是地方志工作部门推动地方志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党和国家对地方志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任务和要求,把全面“依法治志”落到实处,当前重点就是要把“一纳入、八到位”真正落实到位,真正推进湖北地方志工作法治化建设,有序推进地方志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补短板,依法健全工作机构和完善工作职能。按照《条例》和《规划纲要》的要求,对照“八到位”,认真分析地方志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制定有针对性的“补短”措施,这是推动湖北地方志事业法治化的重要环节,也是顺利完成地方志事业“十三五”规划目标和任务的重要途径。根据湖北实际,着力要补齐两个短板。一方面要坚决执行《规定》,特别是基层的执行力度。尽快出台一部与时俱进的地方志管理文件,以更好地适应当前湖北地方志事业的发展,促进地方志事业的法治化。另一方面要加强修志队伍法治化意识的培养。创新队伍建设思路,在志鉴组稿、审稿、评审等环节跟踪指导和把关。第三轮地方志编修工作即将开始,迫切希望地方志法能在条件、政策、人才、理论准备上、法治保障上进一步予以明确。

三是加强宣传,扩大影响。“有为才有位。”湖北地方志工作要走上法治化道路必须要加强宣传,扩大方志资源和方志工作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一方面要服务于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将方志工作纳入到湖北省“十三五规划”的文化事业中去,充分发挥方志工作的软实力,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同时也宣传了地方志工作的“官修”地位。另一方面要保持加强地方志法治化理论研究及宣传工作。依托湖北省地方志学会和湖北省年鉴研究会,进一步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着重培养干部队伍的业务能力,加大地方志法治化培训力度,定期组织方志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和理论研讨。在培训课程中,多设计法治化的内容,务求实效,依法治志。

再者,在国家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下,结合湖北地方志法治化建设实践,还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扩展思路和视域,也可以借鉴党史工作、图书馆工作、博物馆工作、档案工作及高等学校、研究院所等机构的科研管理工作和其他形式的文化事业项目的发展经验,不断扩大地方志工作的内涵和外延,切实将湖北地方志工作推向新的法治化阶段。要充分利用方志成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服务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需要,彰显文化自信。要通过方志载体,扩大方志影响,发挥好方志典型的榜样力量,宣传好湖北,讲好家乡故事。

作者张晓纪,女,1983年出生,历史学博士,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志工作处(市县志工作处)二级主任科员。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洪山路89-5号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43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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